進入學術界，我已經(jīng)不是一張“白紙”了，由不得學術體制按它的意愿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只能由我的闖入，看我有能力帶入什么。

最初的《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分上下篇，無論是做哲學論文，還是做文學評論，我都帶著一身不馴的野氣。直到后來被形而上學的“破綻”引入了“陰影之谷”，我才不得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做起西學八股—走樣是難免的—文字才堅硬生澀起來。小說、電影、繪畫、音樂，于是乎從日常愛好退而為之間歇性喘息，如下一集《E弦上的詠嘆調(diào)》之所為。

此次為了集“文學閱讀經(jīng)驗”的需要，將《門》的“下篇”單獨抽出編成《維羅納晚禱的鐘聲》，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現(xiàn)在看來，《門》仍然是我最本色的文字與心態(tài)。思想、情感、意志未分地糅合在文字中，率性而為。它與80年代總的文化氛圍相當融洽。學術圈的人際關系與今天比較起來，單純而明朗。正在興起的一代人都沒有“家”的頭銜。盡管各人可以觀點各異，但“尋找中國現(xiàn)代學術面貌”的目的與真誠則是非常一致的。

當是時，進入學術圈的年輕人，正經(jīng)歷著兩種劃界：一種是跟與政治關聯(lián)的“兩馬”（東馬、西馬）及其社會意識形態(tài)批判劃清界限；一種是跟與壓抑后的宣泄糾纏在一起的“文化熱”、“美學熱”劃清界限。他們急切地想轉(zhuǎn)入思想階段，主要借助存在哲學現(xiàn)象學的“時間”和“語言”對我們自身久經(jīng)磨難的現(xiàn)實做深入的反省。《走向未來叢書》與《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就是這個轉(zhuǎn)折時期的兩大標識。

我的《門》與《瀆神的節(jié)日》可說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邊緣”產(chǎn)物。我之所以強調(diào)其“邊緣”，不僅當時武漢的朋友為了區(qū)別它們而組織了后來流產(chǎn)的《邊緣叢書》，更真實的是我們確實想身體力行地“不就范”，即堅持不歸宿于敏感到即將來臨的納入啟蒙軌道之學術體制的學術招安。說得形象點，我們既不想“漂泊”也不想“還鄉(xiāng)”，只想把近百年的遭遇落到我們個體身上的沉重負擔清算給文字—立此存照。

其實，今天我們在體制中了也仍然堅持著這個初衷，直到退守天涯海角，直到剩下萌萌和我，直到剩下我獨自一人。除了自己的問題，除了一張書桌換來的飯碗，不介入任何欽定的命題與頭銜，清貧也罷，落寞也罷，“民哲”也罷。

可惜，我們不是“超人”，跳不了“虛無之上的超人之舞”。對西方形而上學及其宇宙論物義論的清算還原了它諸神的面目，也還原了我不過是諸神之一的子民。最后，我只能償還純屬我個人的債務—《“文革”圣器與記憶碎片—誰是“文革”遺囑的執(zhí)行人？》。

是跋，權作序的補充。

2011年3月3日　海甸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