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讀書的人，不讀書的城

嚴飛

這本書的內(nèi)容絕對上乘。葉輝在香港有“民間學者宗師”、“文化界北野武”之美譽，可見真功夫的到家。這是一位會因為法國哲學家波德里亞逝世而推掉與友人的飯局，選擇在家獨自沉重思索的讀書人，無疑，這樣的讀書人在香港是作為一種異類存在的，所以他們的閱讀經(jīng)驗更顯珍貴。

書到用時當為用，書的理想歸宿是得其所用。在這本書里，葉輝從自己廣博的閱讀生涯里挑選出了諸多書籍，并以這些書籍為背景，去討論各項時事議題。從嚴肅的政治話題，例如緬甸的袈裟革命、巴基斯坦流亡女總理貝·布托的被暗殺，再到嚴肅的人文思想話題，例如左派的誕生與消亡、攝影的記憶與象征，以至香港本土熱話的電視劇《溏心風暴》、蝙蝠俠來港、天水圍的貧窮經(jīng)濟學等市井民生，葉輝總能順手拈來，通過援引大量自己熟讀過的書籍，或者作為論據(jù)，或者作為案例，透過事件予人的本相，去探討內(nèi)里的真意。青文書屋老板羅志華葬身書堆的悲劇，葉輝搬出捷克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代表作《過于喧囂的孤獨》（Too Loud A Solitude）來暗諷香港的現(xiàn)實：喧囂的是機器一樣的世界，孤獨的是廢紙一樣的人和書。蝙蝠俠在香港的風靡，葉輝看到的卻是思想家齊澤克所提出的“普遍性三層次”：全球化的普遍性之下，資本形式與國族的關系，不一定是強制的壓迫，也可能是某種自我殖民化，是對文化平等革命的普遍需求。

書到用時當為用的第二層意思：讀書人要學以致用。讀書雖然出于個人愛好，“學問只在自修”，讀書人也好講究一個讀書人的傲慢之氣和獨有的姿態(tài)感，但是倘若與尋常社會生活相脫離，關起門來獨自品評，則未免有些敝帚自珍小家子氣。滿腹經(jīng)綸，不必然說需要拯世濟民，但至少應該有能承擔和公眾相呼應的勇氣，通過個人的思考和閱讀軌跡，帶動整個社會的思考和討論，甚至因此可以培養(yǎng)出哪怕是一點點普通大眾對于精神世界的探索（這正是香港極度缺失的）。這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文章在刊物發(fā)表，便是供公眾閱讀的‘響應’。不一定要樹立什么讀書人的形象和權威。”

只是這兩點，在“娛樂至死”（作者語）的香港，在這座不讀書的城市中，顯得多么的冷清與落寞，知音寥寥，書到用時，弦斷無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