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中國，一旦成了爭議人物，就容易莫名地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學問的人也不例外。高華之成為爭議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調動也會被一些人拿來“誅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高華成為爭議人物，源于他那本“紅太陽”的書。其實，中國歷史研究中許多看起來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時間性的。20世紀80年代，討論陳獨秀的“右傾”是“投降主義”還是“機會主義”的文章，都不能公開發(fā)表，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為陳獨秀做翻案文章，否認陳獨秀“右傾”，也不再是敏感問題了。同樣，涉及毛澤東的歷史問題，今天固然還會有一些敏感與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少還會有人認為高華這本書太過激烈。

我和高華都是七〇屆畢業(yè)生，都在工廠干過八年，都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學讀書的大學生。我們有著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長環(huán)境。他本來是學歷史出身，又在歷史學界工作，卻轉來做中共黨史研究；我是學黨史出身，轉到歷史學界工作，卻仍舊堅持做中共黨史研究；我們兩人不論在歷史學界，還是在黨史學界，都屬于邊緣人。因此，我們之所以成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點兒“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細心的讀者能夠發(fā)現(xiàn)，我和高華其實在毛澤東研究或中共黨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出版在他的“紅太陽”一書的前面，而高華一直到他的書再版，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書，也沒有針對我書中內容相同但敘述不同的史實進行過討論。我們不是沒有交換過意見，有一次，我們在香港中大圖書館下面的咖啡館里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之久。我注意到他修訂后的版本仍舊沒有多少改變，于是很直率地說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認為他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斗爭，以及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jù)。他也一一解釋了他的思路和邏輯。以后，圍繞著與他書中個別史實有關的資料問題，我們還有過幾度討論。

無論高華的“紅太陽”一書有多少值得商榷之處，它都是一本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同意，甚或稱贊他的敘述與觀點；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評他的敘述與觀點；同樣也可以部分欣賞、部分否定他書中的研究。但是，這并不應該妨礙我們這個國家、社會把他的觀點和他的書放在學術研究的范圍里評價和看待，而不應該把這樣一種學術研究上的分歧簡單地和所謂左右的問題扯在一起。

然而，實際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紅太陽”一書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和精神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