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邪惡的判斷

有人堅決認為沒人能夠這樣對邪惡做出判斷。尤其宗教人士認為只有上帝才有最終裁判權(quán)，是這些判決唯一合法的裁決者?？墒怯捎谏癫⒉恢苯訉ξ覀冋f話，很多宗教人士就退而求其次，允許那些神職人員，就是神在凡間的代表來做裁決。哲學家，尤其是那些史上的智者，因為他們的智慧，也被賦予了這類權(quán)力。在基督教內(nèi)，圣奧古斯丁和圣托馬斯·阿奎那因為身兼神圣秩序代言人和哲學家的身份，尤其被看重。在猶太教，一些名望很高的拉比，如邁蒙尼德就占據(jù)了做此種判斷的神圣地位。伊斯蘭教里，穆罕默德作為真主安拉的先知，他的話不只是被尊重，簡直就是法律。

在人文主義而不是宗教傳統(tǒng)下長大的人可能會更看重哲學家而不是神職人員。即便如此，不論是各式精神領(lǐng)袖還是俗世哲人都很少細化到實際案例，所留下來的不過是指導(dǎo)原則和慣例批評。比如圣保羅的《使徒書》對《迦拉太書》的提煉，或者《利未記》和《申命記》對善與惡的概述。而詳細的、針對個人的描述——我們可以當作歷史案例的——直到十八世紀晚期都是沒有的，除非是國王或貴族的紀傳里。

另一個復(fù)雜的因素是《舊約》和《新約》里的口徑不一致。雖然上帝仍是最后的裁判者，可是在《舊約》里，清白的人被賦予了裁判的權(quán)力，《利未記》告訴我們，“你們審判的時候，不可行不義”。先知以西結(jié)更是諷刺與他同時代的以色列人罪惡的生活說，“現(xiàn)在你的結(jié)局已經(jīng)來臨，我必使我的怒氣歸與你，也必按你的行為審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懲罰你?！边@語氣就沒有《新約》里那么嚴厲。實際上，耶穌是這樣說的：“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焙髞碛终f：“為什么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作為精神病醫(yī)生和精神分析師，我寫這本書時還有一個重要障礙。精神病醫(yī)生一般被要求不能對自己的病人進行道德判斷，這一謹慎措施在精神分析師那里就更受重視了。不過，早期的精神分析師認為，經(jīng)常打破社會規(guī)范的人不適于用他們的方法治療，比如弗洛伊德一百多年前就說過，要說一個人想從精神分析里得到什么好處的話，首先他得有一個良好的性格。作為一種了解人內(nèi)心運作機制的手段，不管他們的道德立場如何，精神分析師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后來，有些精神分析師真的開始著手針對青少年進行研究，不斷調(diào)整他們的治療方法，鼓勵他們發(fā)展自己身上那些“親社會”的習慣，用來取代他們早期反社會的行為?，F(xiàn)在看來，有些療法對于病人的某些不良個性似乎還很有療效。普通醫(yī)生那種不作價值判斷、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模式，一般在精神病醫(yī)生那里也同樣受到尊重。可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精神病醫(yī)生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隨時都在做著道德判斷，那些犯下強奸或者連環(huán)謀殺罪的人就很少能得到分析師的指導(dǎo)。這些人極少與人交流，通常對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羞恥和負疚感，所以也從來不會像正常人一樣去尋求精神醫(yī)師的幫助，當精神病醫(yī)生和精神分析師從報紙上讀到、電視上看到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斷：“這些事真是太駭人聽聞了?！被蛘呱踔潦?，“這就是惡魔行為?！?/p>

說到醫(yī)生在職業(yè)和自我之間的這種轉(zhuǎn)換，我記起來五十年前我在紐約貝爾維尤醫(yī)院實習的時候發(fā)生的一件事。某天一輛警車帶來了一位囚犯，隨后停在了停車場。那個囚犯出來時，手和腿上都戴著鐐銬，但他還是企圖逃跑。當他蹦跳著逃離警車的時候，警察在后面開槍了——這是他們的職責：防止囚犯逃跑——他倒下不動了，直接被送到就在停車場旁邊的急救室。外科大夫立刻開始止血并取出子彈——這也是他們的職責：救人性命，不管他是囚犯還是好人。后來，我也到了那個急救室工作。有一次一個酗酒的人被人送來的時候已經(jīng)不省人事了，他的手掌被劃了一道很深的口子。盡管這人什么事也不知道，大夫還是忙著幫他縫針，等到這人有點知覺了，他就開始大罵這個大夫，大夫只好停了下來，不一會兒他又昏過去了，于是又接著給他縫，這樣反復(fù)了好幾次才最后完成。在這件事情里邊，要是這位醫(yī)生真的因為病人侮辱了他就不給他治療了，那才被認為是不道德的。

那么，在對邪惡的判斷上，既有宗教禁令又有道德約束，那一個精神病醫(yī)生能寫點什么呢？我怎么才能擺脫每個進入這個領(lǐng)域內(nèi)的人所要面臨的陷阱呢？我覺得出路就在于轉(zhuǎn)向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人們，包括犯罪書籍的作家、媒體記者、評論員在使用邪惡這個詞的時候頻繁而隨意，他們用它來描述各種暴力犯罪和這些罪行的實施者。他們——或者說我們——這樣做時沒有多想這個詞當中隱含的超自然的、形而上的、不可言喻的、“玄奧的”深刻含義。在對待特別墮落的暴力犯罪時，那些神職人員、哲學家、法官、律師、精神病醫(yī)生以及其他醫(yī)生，都像普通市民一樣不斷地提到邪惡一詞。

我對于邪惡的印象就是基于這樣的通常用法上的。哲學家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曾經(jīng)說過，“一個詞的含義其實就是它的用法?！边@樣說也很好，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除了宗教和哲學上令人瘋狂的含糊用法以外，還有一種特別用法，就是所謂的公眾在日常講話中認可的涵義。有句匈牙利老話說得好，“如果有三個人都說你是馬，那就趕緊準備鞍子吧?！比绻ü?、記者和公眾都認為某項罪行在這個世界上是邪惡的——那么好吧，它就是邪惡的。這樣就確立了邪惡的含義。如果能把這個說法當作我們的實用定義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在把某些行為稱作“邪惡”時過于自責，就像是我們闖進了為神職人員保留的領(lǐng)地似的。

我在第一章將展示更多的細節(jié)，這也會是我討論邪惡的主要方法。還有，我要指出的是，某些暴力行為或者說被看作是帶有邪惡意味的某些傷害行為——從更高的層次來看并非那么可怕。這就使得基于社會的區(qū)分度去建立一個邪惡等級表成為了一個值得一試的事業(yè)——一個值得進行科學研究的事業(yè)。而這些基于社會的區(qū)分，盡管不時會和法律牽扯在一起，卻不一定是永久的或固定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