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差一刻七點(diǎn)回到我的辦公室的。我打開電燈，從地板上撿起從門縫底下塞進(jìn)來的一張紙。這是綠羽毛快遞公司送來的一張通知，告訴我有人寄給我一個小包。他們在等我回電，隨時都可以把包裹送來。我把通知單放在辦公桌上，脫下外衣，打開屋子里的窗戶。我從辦公桌最里面一個抽屜里拿出一瓶老泰勒威士忌喝了一口，含著它在嘴里咕嘟了一會兒。然后，我攥著酒瓶涼絲絲的瓶頸，琢磨著我要是偵破兇殺案的警察，看慣了橫七豎八躺在地板上的尸體，我會有什么感覺。我想我要是在警察局干事，我就不用在溜進(jìn)那間屋子的時候，擦掉留在門把手上的指紋，也用不著費(fèi)盡心思為雇用我的人打掩護(hù)——話說多了會傷害別人，說得太少又傷害了自己。我琢磨了半天，可是還是不喜歡給警察局干事。

我把電話à過來，看著通知單上寫的電話號碼，撥通電話。對方說包裹立刻就給我送過來。我說我等著。

樓外邊，天色逐漸暗下來，來往奔馳的汽車再不像白天那么喧鬧了。從敞開的窗戶外面飄進(jìn)來的一陣小風(fēng)，略帶涼意。不是夜間的涼風(fēng)，而是白日將盡，灰塵、汽車尾氣、從曬燙了的墻壁和人行道上升起的熱氣??諸多氣味的混合。這里面自然也有從遠(yuǎn)遠(yuǎn)近近上百個餐館散發(fā)出來的菜飯香。如果一個人的鼻子能像獵狗那樣敏銳，還可以聞到從建筑物與好萊塢周邊小山上的住宅區(qū)飄來的一股公貓身上的騷味。這是一種名叫尤加利的熱帶樹木在炎熱夏天散發(fā)的氣息。

我坐在那里抽煙。十分鐘以后響起了敲門聲。我打開門，一個戴制服帽的半大的孩子叫我簽了名，遞給我一個方形小包，??的不過兩英寸寬。我給了那孩子一毛錢小費(fèi)，聽見他一路吹著口哨向電梯間走去。

包裹上用藍(lán)墨水寫著我的名字、地址，是用又大又細(xì)的印刷體寫的。我把捆包裹的細(xì)繩子割斷，打開一個牛皮紙包。紙包里是一個貼著牛皮紙的廉價紙盒，橡皮圖章印著“日本制造”字樣。日本人開的商店總是用這種盒子盛小工藝品，雕刻的動物啊，小玉器啊，等等。紙盒蓋得很緊，一直插進(jìn)盒子最下面。我把它扯出來，看見盒里面裝著不少棉花和軟紙。把這些填塞物拿掉以后，我看到的是一枚半美元大小的金幣，閃閃發(fā)光，好像剛剛從造幣廠出來一樣。

我看到一面是一只展翅的老鷹，胸前掛著盾牌，左翼上刻著兩個縮寫字母。環(huán)繞著老鷹的是一圈圓珠，圓珠與幣邊之間的文字是“合眾為一”，圖案最下邊標(biāo)著一七八七年。

我把金幣放在手心里，·過來看它的背面。金幣很重，很涼，放在手心里叫我的肉皮發(fā)潮。背面的圖案是山峰后面升起或者落下的太陽，兩圈像是橡樹葉組成的花飾，還有好幾個à丁字。引我注意的是最下面幾個大寫字母：布à舍。

拿在我手里的是那枚布à舍金元。

紙盒里除了這枚金幣以外，沒有任何東西。所有的紙上都沒寫什么字，紙盒外面手寫的我的姓名、地址絲毫沒有意義。我想不出在我認(rèn)識的人中間誰用這種字體寫字。

我找出一個裝煙絲的小皮袋，裝進(jìn)一半煙絲，用軟紙把金幣裹好，放在煙絲里，再把皮袋整個裝滿。我à上皮袋à鎖，把它放進(jìn)衣服口袋里。我把紙盒、包裝紙和繩子裝進(jìn)一只檔案柜，上了鎖，然后坐在辦公桌前給莫寧斯塔爾打電話。電話沒人接。我料到那邊也不會有人。掛上電話以后，我又在電話簿里查他家里的號碼。洛杉磯市內(nèi)和近郊幾個鎮(zhèn)市都沒有登記他的電話號碼。

我從寫字臺里拿出一副手槍套，在肩上系牢，再把一支點(diǎn)三八口徑的柯爾特槍別在槍套里。我戴上帽子，穿好外衣，整理了一下屋子。我剛剛關(guān)上燈，à開房門的時候，電話機(jī)叮鈴鈴地響了起來。

鈴聲響得令人心驚，倒不是這部機(jī)器有什么問題，而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站在當(dāng)?shù)?，渾身僵直，嘴角向后抽緊，像是在苦笑。窗外霓虹燈燈光閃爍。室內(nèi)空氣像凝滯般的沉重。外面的門道悄無聲息。只有電話鈴響個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