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政治形勢很快變得嚴峻，政府債券開始貶值。因此在上述的這些公司中，只有我的公司最終真正購買了債券。其他認購者最初的5％定金都損失了。由于政府沒有對這筆國債進行強制索賠，所以這些債券保持了現(xiàn)狀。

但這一事件使得蔡斯先生后來入主財政部時面臨國庫空虛的局面。科布先生因此被民眾廣泛譴責，當然這也是合理的。

我公司按照面值認購的20萬美元債券多數(shù)都以95美元及更低的價格賣出，但是，我認購并履行了買進債券的責任，這個事實讓我的公司在戰(zhàn)時初期贏得了政府的信任，這對公司后來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我再次前往華盛頓的期間，我的公司進行了商業(yè)流通證券的大筆交易，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家華爾街公司。

我來到華爾街之后就開創(chuàng)了一個體系：根據(jù)市場上的貨幣主導利率和通常的傭金率決定價格，徹底買斷各種商業(yè)承兌票據(jù)和應收賬款。

正是用這樣的方法，我的公司迅速成為商業(yè)流通證券的最大經(jīng)銷商。這項業(yè)務此前已經(jīng)被其他兩家公司控制了至少25年，我的創(chuàng)新體系擊垮了它們陳舊僵化的那一套方法。

當時的生意人必須到這些貼現(xiàn)公司，在那里銷售應收款項單。應收款項單分拆開銷售出去之后，他們才能拿到自己的應收款項。

我采用了更加快捷的做法，只要這些人拿來應收款項單，就可以獲得一張即期支票。這種做法贏得了他們的普遍認可，因此我就掌握了這種交易的主動，我的競爭對手們只能懊惱卻無能為力。

按照這種方法，我的公司累積了約50萬美元的票據(jù)，它們都在各家城市銀行和國有銀行做了擔保。

如上所述，我在華盛頓之行中認識到戰(zhàn)爭將非常持久和艱巨后，立即回到紐約處理自己手中的票據(jù)。我積極而且不知疲倦地工作，終于成功賣掉了絕大部分票據(jù)，只剩萊恩?波奧斯公司的1萬美元短期票據(jù)和愛德華?蘭波特公司500美元的票據(jù)。

從華盛頓回到紐約不久，我就以比買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賣出了我持有的債券，將它們溫和地分擔到更多其他人身上。回到紐約不到一周就傳來了激動人心的消息：薩姆特要塞開戰(zhà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