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齊書》，八紀(jì)，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jì)》，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后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shí)，或析理之不通，或設(shè)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郁而不發(fā)，而梼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fā)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shè)，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冶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dú)其跡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后，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fā)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zhí)簡操筆而隨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yuǎn)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shù)千載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絕殘脫之經(jīng)，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qū)區(qū)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chuàng)己意以為本紀(jì)、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fā)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俊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fā)難顯之情者，何哉？蓋圣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dá)其情而見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于宋、齊、梁、陳、后魏、后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qiáng)而有邪？數(shù)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味，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臣恂、臣寶臣、臣穆、臣藻、巨洙、臣覺、臣彥若、臣鞏謹(jǐn)敘目錄昧死上。